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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化的历史特征和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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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欣
 
  一、特征
  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满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满族之所以能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统治在人口上、文化上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民族,可以说是与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分不开的。满族文化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女真文明和蒙古文明的继承和吸纳;萨满教;满语;渔猎、采集、游牧、农耕混合型经济;共议制下的统一和集中;崇尚法治,整体权利义务概念明确;严主奴名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求实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上诸要素综合作用造就了满族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清初帝王的率领和组织下这些优点和特点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其结果是具有悠久文明和光辉历史的汉族、蒙古族等陆续被招抚或被征服。满族文化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满族的具有独特风味的“萨其玛”至今仍是广大人民爱吃的点心;满族发明的火炕依然在温暖着北方地区的广大人民;满族的民族服饰--旗袍,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能充分显示仪态的雍容文雅,被认为是表现女性美的典型民族服饰,称誉世界。不仅如此,满族文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现。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意识,重名声和面子,有尚武精神,喜好引进外族文化,有利于民族联合和统一战线的形成;还有满族的萨满教和祭祖文化注重口头合同、诚信原则,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
  二、进程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发展的进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经历造就出了满族文化的呢?这需要从满族的源头说起。
  (一)早期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
  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清太宗皇太极庄严宣布:“夫珠申之号,乃席比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清太宗实录》第29卷)自此,满洲正式作为民族名称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虽然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有史书记载的最早先世。并且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都是肃慎的后裔,同时也是满族的先人。
  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两千余年的漫长时间里,肃慎人的历代后裔,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历经漫长的岁月,发展了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生产,并创造了原始文化。三国时期开始与中原往来,经济进一步发展,从狩猎和渔猎发展到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有别,使得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一部分处于边远地带的部族长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过着“化外长为太古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部族逐渐向中原地区迁移,吸取中原先进的文化,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建立了政权。其中女真族最具有代表性。
  女真的名称出现于唐末五代,当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领导下,起兵反抗辽朝的奴役,并建立了金国政权,不久灭辽与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王朝。金代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绝大多数已融入汉族当中。到元代,这些进入中原和散居辽东一带的女真人,与华北地区的汉族和契丹人一同被视为“汉人”。仍留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一带的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的女真人,和分布于松花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的女真各部逐渐演化。到明代,伴随着蒙古东渐和汉族北移,这些女真人开始南迁,从而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兄弟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在兄弟民族杂居共处过程中,不同民族间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终于在女真杰出领袖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际,一个以女真为主体、又吸收了汉族等其他民族成分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简称满族)凝聚而成了。
  尽管满族的先世长期偏居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并且在吸收、借鉴他族的先进文化上,也有便利的条件。以创制满族文字为例。最初,金代女真有自己的文字,即女真文,但到明代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便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感到借用蒙古文字于思想语言交流极为不便。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决意“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第3卷)在他的支持下,额尔德尼、噶盖等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成满族文字,史称老满文。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以后的日子里,满族用其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来不断完善自己,终于把握住了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
  (二)中后期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虽然满族文化的特质在满族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相对于历史悠久的汉文化,满族文化仍然显得有些稚嫩。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不过,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包括野蛮的或半开化的民族,只要是一个有文化根柢的民族,彻底被文明先进的民族同化,以致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几乎不可能的。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所创造的满族文化也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当“年青”的满族文化遭遇到“老成”的汉文化时,满族利用其居于最高统治的主导地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运用各种手段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
  实际上,满汉文化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当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促使落后的文化向先进的文化靠拢。吸取汉文化,改革本民族内部的落后面,是努尔哈赤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时女真贵族上层排斥汉人及其文化的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这不能不对努尔哈赤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对汉文化的吸收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在努尔哈赤晚年发生了“杀秀才”的惨案。(《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66卷》)努尔哈赤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其过激、残忍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略了满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针对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其父仇视汉族文人的做法。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不过,皇太极的这种举动只能看作是他的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用来规范六部官制和职掌的清朝第一部《会典》,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并且,皇太极身体力行,时刻对自己的后人加以警告,使他们不忘自己的传统文化。
  满汉文化的真正交锋,是在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后。当满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入驻紫禁城时,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尽管他们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从总的态势来看,已处于汉文化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皇帝的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尽管他们依然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但称帝关东一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必须学会做君临天下的帝王。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最难的是如何扮演好传统汉族皇帝的角色。面对难治的汉人,武力镇慑是绝对必要的;至于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可以借用前代行之有效的儒家纲常伦理和典章制度;真正有难度的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新的形势迫使清朝皇帝必须首先置身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体系中,浅尝辄止不行,淹没在汉文化的海洋里,被彻底汉化更是危险。总而言之,入关以后,清朝皇帝和满族遇到了空前巨大而严峻的挑战。
  康雍乾三位皇帝在吸取汉文化和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上做的比较成功。尤其是乾隆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乾隆在汉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因为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胜任的。乾隆坚信自己决不会被汉化,他所担心的是本民族内那些不善把握自己的意志薄弱者。如何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武勇,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乾隆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一些如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乾隆还整顿旗务,树立起了统一的满洲观。乾隆在位的六十余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即满族文化)。
  三、启示
  纵观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我们认识到博取众家之长和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满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能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吸收他族之长,弥补自身之短,不断改革内部的落后面,就能转弱为强,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但同时还要把握一个度,不能一味地吸取外来文化而遗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样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并进而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展示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到创造性的发展是我们进行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既是我们发展的机遇,也是我们必将应对的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道路上,向外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向内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学习西方,但不成为西方附庸,转换传统资源,但不墨守成规,以理性的态度、宽广的胸怀和创新的精神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中去,为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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