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自然灾害造成了人与其生活环境间生态平衡的破坏，构成了传染病易于流行的条件，因而，控制传染病便成为抗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灾害对受灾人群乃至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产生重大的冲击，使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控制必然带有与平时不同的特征，而灾害预防医学的这一部分则主要对这些特征进行阐述和探讨。

    自然灾害后，随着旧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新的平衡的建立，灾害条件所引起的传染病流行条件的改变还将存在一个时期，这种灾害的“后效应”是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控制与其它的抗灾工作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当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被基本消除之后，消除其“后效应”将成为工作的重点，而且这种工作实际上将成为灾害条件下传染病控制的主要工作。

    对于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传染病控制工作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将灾害划分成突发性灾害，包括水灾，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台风等在短时期内造成重大损害的自然灾害；渐进性灾害，包括旱灾和现在已罕见的虫灾引起的饥荒等。后一类灾害由于没有对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突然冲击，传染病防制工作可以更为有组织地展开。

第一节 自然灾害对传染病流行机制的影响

    一、饮用水供应系统破坏

    绝大多数的自然灾害中，都可能造成饮用水供应系统的破坏，这将是灾害发生后首当其冲的问题，常在灾害后早期引起大规模的肠道传染病爆发流行。

    在水灾发生时，原来安全的饮用水源被淹没，被破坏，或被淤塞，人们被迫利用地表水做为饮用水源。这些水往往被上游的人畜排泄物，人畜尸体，以及被破坏的建筑中的污物所污染。特别是在低洼内涝地区，灾民被洪水较长时间围困，更易引起水源性的爆发流行。孟加拉国水灾时曾因此而造成大量人群死亡。

    在地震时，建筑物的破坏也会累及供水系统，使居民的正常供水中断。这对于城市居民的影响较为严重。而且由于管道的破坏，残存的水源极易遭到污染。海啸与风灾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旱灾时，由于许多饮用水源枯竭，造成饮用水源集中。在一些易于受灾的缺水地区，居民往往需要从很远的地方取得饮用水。一旦这些水源受到污染，将会造成严重的爆发流行。如四川巴塘曾因旱灾而发生极为严重的细菌性痢疾流行。

    在一些低洼盐碱地区，水旱灾害还会造成地下水位的改变，从而影响饮用水中的含盐量和pH值。当水中的pH值与含盐量升高时，利于霍乱弧茵的增殖。因而在一些传统霍乱老疫区，常会因水旱灾害而造成霍乱的再发，并且有时延续较长时间。

    二、食物短缺

    尽管向灾区输送食物几乎已成为救灾的第一任务，但当规模较大，涉及地域广阔的自然灾害发生时，局部的食物短缺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加之基本生活条件的破坏，人们被迫在恶劣条件下贮存食品，很容易造成食品的霉变和腐败，从而造成食物中毒以及食源性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好发条件。

    水灾常伴随阴雨天气，粮食极易霉变。最近一次南方数省的大规模水灾，就曾发生多起霉麦中毒事件。当灾害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时，食物的腐败变质极易发生。由于胸制食品较易保存，在大规模灾害期间副食品供应中断时，腑制食品往往成为居民仅有的副食，而这也为嗜盐菌中毒提供了条件。

    食物短缺还会造成人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从而使各种疾病易于发生和流行。

    三、燃料短缺

    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燃料短缺也是常见的现象，在被洪水围困的灾民中更是如此。

    燃料短缺首先是迫使灾民喝生水，进食生冷食物，从而导致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短期内难以恢复时，燃料短缺可能造成居民个人卫生水平的下降。特别是进入冬季，人群仍然处于居住拥挤状态，可能导致体表寄生虫的享生和蔓延，从而导致一些本来已处于控制状态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斑疹伤寒等重新流行。

    四、水体污染

    洪水往往造成水体的污染，造成一些经水传播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条件，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但洪水对于水体污染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在大规模的洪水灾害中，特别是在行洪期间，由于洪水的稀释作用，这类疾病的发病往往并无明显上升。但是，当洪水开始回落，在内涝区域留下许多小的水体，如果这些小的水体遭到污染，则极易造成这类疾病的爆发流行。

    五、居住条件破坏

    水灾，地震，火山喷发和海啸等，都会造成居住条件的大规模破坏。在开始阶段，人们被迫露宿，然后可能在简陋的棚屋中居住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造成人口集中和居住拥挤。唐山地震时，在唐山，天津等大城市中，简易棚屋绵延数一里，最长居住到一年以上。即使到迁回原居之后，由于大量的房屋破坏，部分居住拥挤状态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露宿使人们易于受到吸血节肢动物的袭击。在这一阶段，虫媒传染病的发病可能会增加，如疟疾，乙型脑炎和流行性出血热等。人口居住的拥挤状态，有利于一些通过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传播的疾病流行，如肝炎，红眼病等。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到冬季，则呼吸道传染病将成为重要问题，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

    六、人口迁徙

    自然灾害往往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唐山地震时，伤员后送直达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成都和重庆。在城市重建期间，以投亲靠友的形式疏散出来的人口，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而在现今的经济条件下，灾区居民外出从事劳务活动，几乎成了生产自救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首先是给一些地方病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疾病大流行，如中世纪的黑死病，我国云南历史上最近一次鼠疫大流行，就是从人口流动开始的。

    人口流动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当灾区的人口外流时，可能将灾区的地方性疾病传播到未受灾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当灾区开始重建，人口陆续还乡时，又会将各地的地方性传染病带回灾区。如果受灾地区具备疾病流行的条件，甚至可能造成新的地方病区。

    人口流动带来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它干扰了一些主要依靠免疫控制的疾病的人群兔疫状态，造成局部的无免疫人群，从而为这些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计划免疫已相当广泛地开展，脊髓灰质炎，麻疹的控制已大见成效，伤寒，结核病和甲、乙型肝炎的发病率也已开始下降。由于灾害的干扰，使计划免疫工作难于正常进行，人群流动使部分儿童漏种疫苗，这些状态均有可能使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升高。

    一些在儿童和青年中多发的疾病，人群的自然免疫状态在疾病的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灾区的人口外流，还是灾区重建时的人口还乡，都会使一些无免疫人口暴露在一个低水平自然流行的人群之中，从而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第二节 自然灾害对传染病生物媒介的影响

    许多传染病并不只是在人类间辗转传播，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它的生物宿主。一些疾病必须通过生物媒介进行传播。灾害条件破坏了人类，宿主动物，生物媒介以及疾病的病原体之间旧有的生态平衡，还将在薪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生态平衡。因此，灾害对这些疾病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一、蝇类的分布与密度

    蝇类是肠道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它的挛生与增殖，主要由人类生活环境的不卫生状态决定。大的自然灾害总是会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造成重大破坏，蝇类的孳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地震过后，房倒屋坍。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被掩埋在废墟下，还有大量的食物及其它有机物质。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有机成分会很快腐败，提供了蝇类易干摹生的条件。因而，像唐山地震那样大的地震破坏，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数量惊人的成蝇，对灾区居民构成严重威胁。

    洪水退后，溺毙的动物尸体，以及各种有机废物将大量地在村庄旧址上沉积下来。如不能及时消除，也会造成大量的蝇类孳生。

    即使在旱灾条件下，由于水的缺乏，也会造成一些不卫生的条件，而有利于蝇类的孳生。因此，在灾后重建的最初阶段，消灭蝇类将是传染病控制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二、蚊类的分布与密度

    在传播人类疾病的吸血节肢动物中，蚊类最为重要，与灾害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在我国常见的灾害条件下，疟疾和乙型脑炎对灾区居民的威胁最为严重。

    蚊的孳生需要小型静止的水体。因而，在大的洪灾中，行洪期间蚊密度的增长往往并不明显。但在水退之后，在内涝地区的低洼处往往留有大量的小片积水地区，杂草丛生，成为蚊类最佳繁殖场所。此时如有传染源存在，常会使该地区的发病率迅速升高。

    相反，旱灾可使一些河水断流，湖沼干涸，而这些河流与湖沼中残留的小水洼，也会成为蚊类的良好孳生场所。

    在造成建筑物大量破坏的灾害如地震与风灾中，可能同时造成贮水建筑与管道的破坏。自来水的漫溢，特别是生活污水在地面上的滞留，也会成为蚊类大量孳生的环境。

    灾害不仅会造成蚊类密度升高，还造成蚊类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由于房屋破坏而被迫露宿的居民，往往缺乏抵御蚊类侵袭的有效手段，这也是造成由蚊类传播的疾病发病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其它吸血节肢动物

    在灾害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吸血节肢动物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蚊类有时会机械地传播一些少见的传染病如炭疽等。人类在野草较多，腐殖质丰富的地方露宿时，容易遭到恙螨，革螨等的侵袭，在存在恙虫病和流行性出血热的地区，对人类的威胁增加。发生在森林地区的灾害如森林火灾迫使人类在靠近灌木丛的地区居住时，蜱类叮咬的机会增加，可能传播一系列的疾病如森林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

    四、寄生虫传播媒介的分布与密度

    在我国，现存的血吸虫病的分布多处于一些易于受到洪涝灾害的区域，而钉螺的分布，则受到洪水极大的影响。

    在平时的条件下，钉螺的分布就随着水流的冲刷与浅滩的形成而不断变化。洪水条件下，有可能将钉螺带到远离其原来孳生的地区，并在新的适宜环境中定居下来。因而，洪涝灾害常常造成血吸虫病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五、做为疾病宿主的家畜

    家畜是许多传染病的重要宿主，例如猪和狗做为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猪和马做为乙型脑炎的宿主，牛作为血吸虫病的宿主。当洪水灾害发生时，大量的灾民和家畜往往被洪水围困在极为狭小的地区。造成房屋大量破坏的自然灾害，也会导致人与家畜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这种环境，使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易于传播。

    六、做为疾病宿主的啮齿动物

    家栖的和野生的啮齿动物是最为重要的疾病宿主，其分布与密度受到自然灾害的明显影响。

    大多数与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营地下穴居生活，它们的泅水能力并不十分强。因而，当较大规模的水灾发生时，总的影响是使啮齿动物的数量减少，然而，部分啮齿动物可能利用漂浮物逃生，集中到灾民居住的地势较高的地点，从而在局部地区形成异常的高密度。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人与啮齿动物间的接触异常密切，有可能造成疾病的流行。

    由于啮齿动物的繁殖能力极强，在被洪水破坏的村庄和农田中通常遗留下可为啮齿动物利用的丰富的食物，因而在洪水退后，啮齿动物的密度可能迅速回升，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可能造成极高的种群密度，从而促使啮齿动物间疾病流行，并危及人类。

    相反，干旱可能使一些湖沼地区干涸，成为杂草丛生的低地。这种地区为野生啮齿动物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造成其数量的高度增长。曾有报道在这种条件下引起了人间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

    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的房屋破坏，一些原来鼠类不易侵入的房屋被损坏，废墟中遗留下大量的食物使得家栖的鼠类获得了大量增殖的条件。当灾后重建开始，居民陆续迁回原有的住房时，鼠患可能成为重大问题，由家鼠传播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可能上升。

第三节 自然灾害条件下传染病的发病趋势

    由于自然灾害对传染病发病机制的上述影响，在自然灾害之后，传染病的发病可能呈现一种阶段性的特征。

    在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时，首当其冲的是饮用水和食品的来源遭到破坏，因此，肠道传染病将是灾后早期的主要威胁。特别是水型爆发和食物中毒，往往累及大量的人口，应是灾后早期疾病控制的重点。

    大量的房屋破坏使大量人口露天居住，容易受到吸血节肢动物的侵袭。但由于节肢动物的数量和传染源数量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虫媒传染病的发生通常略晚，并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口的过度集中，使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的传染病发病上升。如果灾害的规模较大，灾区人口需要在简易条件下生活较长的时间，当寒冷季节来临时，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也将随之上升。

    人口迁徙可能造成两个发病高峰。第一个高峰由于人口外流引起，但由于病人散布在广泛的非受灾地区之内，这个发病高峰往往难以觉察，不能得到相应的重视。当灾区重建开始，外流的灾区人口重返故乡时，将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并往往以儿童中的高发病率为特征。

    最后，灾后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平衡重建的过程，这一时期可能要持续二、三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在这个时期内，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通过生物媒介传播的传染病，可能呈现与正常时期不同的发病特征，并可能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第四节 自然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防治对策

    鉴于自然灾害对传染病发病的上述影响，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应有与正常时期不同的特征。根据灾害时期传染病的发病特征，可将传染病控制工作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灾害前期

    我国是一个大国，常有自然灾害发生，一些地区则为自然灾害的易发地区。因此，在灾害发生前，应有所准备，其中也应包括传染病防治工作。

    （一）基本资料的积累为了在灾害时期制订科学的防病对策，应注重平时的基本资料积累，包括人口资料，健康资料，传染病发病资料，主要的地方病分布资料，以及主要的动物宿主与媒介的分布资料等。这些都是制订防治对策的重要依据。

    （二）传染病控制预案的制订在一些易于受灾的地区，如地震活跃区，大江大河下游的低洼地区以及分洪区等，都应有灾害时期的紧急处置预案，其中也应包括传染病控制预案。预案应根据每个易于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防病重点。可供派人灾区的机动队伍的配置，训练和人员更新情况，以及急需的防病物资器材的贮备地点与调配方案等也应在颈案中加以考虑。

    由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质，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可能受灾的地区制订预案。应根据一些典型地区制订出较为详细的预案，以做示范之用。

    （三）机动防疫队准备。由于自然灾害的重大冲击，灾区内往往没有足够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力量以应付已发生的紧急情况；在突发性的灾害面前，已有的防疫队伍也往往陷于暂时的混乱与瘫痪状态。因此，当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都需要派遣机动防疫队伍进入灾区支援疾病控制工作。

    针对一些易于受灾的地区，应定期对这些机动队伍的人员进行训练，使其对主要机动方向的卫生和疾病情况，进入灾区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在人员变动时，这些机动队伍的人员也应及时得到补充和调整，使其随时处于能够应付突发事件的状态之下。

    （四）防病物资与器材的贮备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应当贮备必要的物资与器材，这些物资与器材应当定期检查和更新。应有必要的重复和纵深配置，以避免自然灾害突然发生时，贮备在灾区内的物资和器材全部受到损失。

    二、灾害冲击期

    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突然袭来的时候，实际上不可能展开有效的疾病防治工作。但在这一时期内，以紧急救护为目的派人灾区的医疗队，就应当配备足够数量的饮水消毒制剂和预防与处理肠道传染病的药物，注意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征兆，并适当处理，以控制最初的疾病暴发流行。

    三、灾害后期

    当灾区居民脱离险境，在安全的地点暂时居住下来时，系统的疾病防制工作就应开始。以下几个方面应为工作的重点：

    （一）重建群众性疾病监测系统 由于重大自然灾害冲击，抗灾工作的繁重以及人员的流动，平时建立起来的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在灾后早期常常陷于瘫痪，因而，卫生管理部门及机动防疫队伍所要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应是整顿，并根据灾民聚居的情况重新建立疫情报告系统，以便及时发现疫情予以正确处理。监测的内容不仅应包括法定报告的传染病，还应包括人口的暂时居住和流动情况，主要疾病的发生情况，以及居民临时住地及其附近的啮齿动物和媒介生物的数量。

    应当注意的是，在灾害冲击下，疾病监测工作的精确性是无法与正常时候相比的，因而，要特别注意对病情及其它有关情况的核实，并经常进行检查和督促。

    （二）重建安全饮水系统 由于饮水系统的破坏对人群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首先恢复并保障安全的饮用水供应。

    （三）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改善灾后临时住地的卫生条件，是减少疾病发生的重要环节，因此，当居民基本上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点开始，就应组织居民不断地改善住地的卫生条件，清除垃圾污物，定期喷洒杀虫药以降低蚊、蝇密度，必要时进行灭鼠。

    在灾害过后开始重建时，也应在迁回原来的住地之前首先改善原住地的卫生条件。

    （四）防止吸血昆虫的侵袭 在居民被迫露宿的条件下，要将吸血昆虫的密度降至安全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预防虫媒传染病的主要手段是防止昆虫叮咬。可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护人群少受蚊虫等吸血昆虫的叮咬。如利用具有天然驱虫效果的植物熏杀和驱除蚊虫等，并应尽可能地向灾区调入蚊帐和驱避剂等物资。

    （五）及时发现和处理传染源 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条件下，人口居住拥挤，人畜混杂等现象往往难于在短期内行到改善。因此，发现病人，检出并及时、正确地隔离与处理传染源是降低传染病发病率的基本手段。

    一些疾病，人是唯一的传染源，如肝炎，疟疾等，因此，在灾区居民中应特别注意及时发现这类病人，并将其转送到具有隔离条件的医疗单位进行治疗。

    但许多疾病不仅可发生在人类，动物也会成为这些疾病的重要传染源。因此，应注意对灾区的猪、牛、马、犬等家畜和家养动物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钩端螺旋体，血吸虫病及乙型脑炎等感染情况，并对成为传染源的动物及时进行处理。

    （六）对外流的人群进行检诊大灾发生后，会有大量的人群以从事劳务活动或探亲访友等形式离开灾区。因此，在灾区周围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特别加强对来自灾区的人口进行检诊，以便及时发现传染病的流行征兆。在一些地方性疾病流行的地区，还应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免疫，以避免某些地方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四、后效应期

    当受灾人群迁回原来住地，开始灾后重建工作时起，灾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入针对灾害后效应的阶段。

    （一）对回乡人群进行检诊与免疫在这个阶段，流出灾区的人口开始陆续回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应转到防止在回乡人群中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外出从事劳务工作的人员，可能进入一些重要的地方病疫区，在那里发生感染，将疾病或疾病的宿主与媒介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应在回乡人员中加强检诊，了解他们曾经到达过哪些重要的地方病，如鼠疫，布氏菌病，血吸虫病等疫区，并针对这些可能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患病立即治疗。

    在外地出生的婴儿往往对家乡的一些常见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因而应当加强对婴儿和儿童的检诊，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他们的疾病。

    由于对流动人口难于进行正常的计划兔疫工作，在这些人群中往往会发生免疫空白。因此，对回乡人群及时进行追加免疫，是防止这些疾病发病率升高的重要措施。

    （二）对灾区的重建和对疾病重新进行调查自然灾害常能造成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等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污染区域扩大，动物病的分布及流行强度的改变，因此，在灾后重建时期内，应当对这些疾病的分布重新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在重建过程中引起暴发流行。

几种主要传染病的控制

第一节 霍 乱

    一、霍乱流行的历史回顾

    霍乱为腹泻病中主要法定报告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一。按现代分类，可分为古典型和埃尔托型两种。我国解放前百余年来流行的霍乱为外源性古典型。1820年世界霍乱第一次大流行期间（1817～1823），该病首次传人我国，从那时起直至1948年为止的130年中，大小流行近百次，其中六次世界性大流行皆祸及我国，死者不计其数。建国后不久，古典型霍乱即没有在我国发生。

    1958年以前，全世界除印度尼西亚有过四次埃尔托型流行记载外，只有印度勒克恼地区有过一次由溶血性弧菌引起的病例报告，1959～1960年泰国霍乱流行期间所分离的70株弧菌中有10％为埃尔托型弧菌，因而怀疑这次在泰国的霍乱流行是古典型与埃尔托型弧菌引起的混合流行。1961年发生在世界上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主要由埃尔托型弧菌引起并且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和扩散，1970年流行情况较以前更为严重，除亚洲的老疫区外，本病侵入20余年来已无霍乱流行的非洲及近半个世纪中已无霍乱的欧洲，构成了洲际流行的严重局面。 1971年埃尔托型霍乱在36个国家发生流行，报告患者为155，555例，这是自1961年以来的十年中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自1953年以后霍乱年发病数最高的一年。

    埃尔托型霍乱于1961年传人我国广东阳江县并引起流行，先后波及多个省、区、市。 1965年以后基本得到控制。十年内乱期间全国各级防疫机构遭受到严重破坏，防疫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1973年疫情再次发生， 1979～1981年间形成第二个流行高峰，三年总的发病人数为1961～1964年第一次流行时发病人数的3．15倍。80年代疫情在较高水平上逐年下降。进入90年代，发病水平达最低点并呈现出回升的局面。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成了流行强度增高和疫情扩散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引起全国卫生防疫部门的关注。

    二、自然灾害对霍乱流行的影响

    我国是洪涝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灾害发生主要在8、9月份，在此期间也是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往往由于灾害的发生引起暴发流行。

    例如，1985年5月24日台风横扫孟加拉南岸和孟加拉湾的Sandwip岛，引起海啸。一周后腹泻病人和死亡人数剧增。台风到来之前四周，该地共有腹泻病人256例。台风过后一周病人猛增，共报告417例，第二周增至2767例，死亡31人。到第三周腹泻病流行达到高峰，直至7月份的第二周流行趋势才下降，历时11周，共发生12194例病人，死亡51人。

    霍乱在孟加拉地区为地方病，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9～10月），而此次大面积流行却在6～7月），据国家监测机构报告，在此期间该国没有发生霍乱流行报告。因此这次流行纯系由台风和海啸引起的。

    又如，1990年8月31日第15号台风袭击了我国浙江省虞县松厦地区后，大雨成灾，水源严重污染。灾后34天，松厦出现首例霍乱病人，随后病例数逐渐增多，到11月20日时共有病人16例，带菌者11例。在此之前该地区已连续几年无疫情出现，此次霍乱发生完全由于台风后暴雨所造成。

    由于灾害使水源受到污染、食物变质产生中毒等不良情况，以致疾病流行，人畜遭殃。现分述于下：

    （一）水源污染水在传播霍乱等肠道传染病中起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

    1．洗涤病人衣裤、倾倒吐泻物于河道等处而污染水源。

    2．弧菌在水中存活的时间较长，（一般都在5天以上，甚至可达数十天或更长），一次污染后可使水体较长时间保持感染力。

    3．由于水的污染，可使许多经水冲洗的生冷食品如凉粉、瓜果等受到污染。

    4．人们生活用水如漱口、洗刷食具等多用生水，极易受到感染。

    因此水源污染在本病流行蔓延过程中起着极为突出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资料表明，由于自然灾害污染了水源后，引起霍乱的水型暴发流行。如在德国汉堡于1892年8月～10月发生一次水型暴发，就是由于来自疫区的人将粪便及洗衣等污水直接倾倒于易北河，污染了河水而造成该病流行。 1991年在我国江苏、安徽两省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时，饮用水污染极为严重。灾区饮用水检测结果细菌总数和急大肠菌数皆超过卫生部批准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二级要求的18～1000倍。污染这样严重的水源极易造成霍乱的水型暴发流行。

    （二）食源性暴发流行突发性自然灾害，来势猛，使食品正常供应渠道断绝、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广大灾民饥不择食，误食变质食品造成食物中毒。特别是霍乱弧菌在食品中存活的时间可达1～2周或更长，一旦食物被污染易在灾区引起本病流行。例如1991年江苏、安徽两省受灾后，粮食发霉变质，灾民存储麦子霉变占80％。食用此种发霉麦面后出现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灾区生活环境恶劣，食物腐败，大量苍蝇孳生给携带病菌或远距离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灾民流动也使及病菌扩散，加速该病暴发流行。

    （三）人群易感性增加无论是灾区与否，人群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等对本病易感性都是相同的。在灾害情况下，环境恶劣，营养不良等种种有碍身体健康的因素，使得灾民体质下降，免疫力下降，对疾病易感性增加，加以日常生活接触传染，有扩大本病流行的可能。

    三、自然灾害后霍乱流行特征

    霍乱在灾区流行的特点，可从下列几点来叙述：

    （一）发病集中灾害使房屋倒塌、灾民迁成外地，形成临时居民点、房舍简陋、居住密集、环境卫生条件差、蚊蝇孳生，一旦染上霍乱，可以呈现集中暴发流行。

    （二）流行季节本病通常与一般肠道传染病相似，夏秋季7、8、9、 10四个月为发病的季节性高峰，洪涝、旱灾以及台风等灾害发生也多在此季节、这与本病流行季节相一致。

    （三）地理上分布以往霍乱的流行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沿海城镇、特别是临近海岸线的海湾地带或江河人海处，在大流行期间也向内陆、高原或沙漠地带扩展，这就说明了本病在流行的地理分布上，无论何处只要条件适宜都可以发生本病的流行，自然灾害地区则为本病的发生甚至流行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由此可见，本病在自然灾害情况下，流行特点往往是来势猛、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

    四、防治措施

    （一）灾害条件下，特别是水灾情况下，制订防治霍乱流行的预案；各地，特别是水灾易发地区，按预案要求做好技术力量和防病的物质贮备工作。

    （二）灾害条件下，迅速建立起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及时收集人群中霍乱病人水样腹泻发生情况，采取应急治疗措施如进行口服补液治疗（ORT）等。在水样腹泻发生时应使用简单快速的霍乱实验室诊断方法，以确定该病是否由霍乱弧菌引起。

    （三）一旦发现霍乱疫情，应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落实控制措施，并迅速隔离治疗病人。必要时，要实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紧急措施。

    （四）灾害发生时，尽力做好饮水消毒、食物安全供应，粪便无害化处理，降低苍蝇密度等项工作，教育灾民在任何条件下尽可能讲究个人卫生，这是防止霍化发生的重要措施。

第二节 痢 疾

    一、概述

    细菌性痢疾（菌痢）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该病是我国流行最广泛、发病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是菌痢的宿主，所有年龄组都可感染，但以学龄前儿童及青壮年发病率最高，国内终年均可发生，夏秋季7～9三个月为流行高峰。菌痢的传播主要是患者（或带菌者）的粪便直接或间接地污染手、水、食物、饮料后经口传播，也可以由苍蝇、蟑螂等媒介昆虫带菌污染食物后经口传播。日常生活接触感染后主要呈散发流行过程，而暴发流行多见于集体伙食单位，由水源污染或食物污染导致的水型或食物型暴发流行，波及范围较大，且不受当地流行季节的限制。痢疾杆菌在外环境中的抵抗力较强，在各种食物，水、土壤中能存活一定时间，甚至在水中可存活90天以上；但它对各种理化消毒的耐受性很弱。目前尚无有效的菌苗可用于推广预防接种。

    痢疾的流行范围广，发病率高，我国从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为100～200万。十年浩劫期间，病例数猛增至300～600万，其中尤以1975年最为严重，高达900多万例。80年代初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仍在500～600万。虽然自1983年以来，其发病率在缓慢下降，但病例数仍为244万之多。90年代以1993年8月全国疾病监测点调查痢疾的报告为例，其发病率为23．38/10万，较预期值下降28．7％。仅安徽一监测点痢疾发病数为111例，发病率为200/10万。由此可见控制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就成为我国卫生部门必须重视的工作。

    二、自然灾害后痢疾流行的发病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几千年来灾害不断发生。据记载3000年来我国“几乎无年无灾，无处无灾”，其中以水、旱、地震灾害为主。国内外疾病监测结果都说明，自然灾害发生后，（特别是水灾和地震），所出现的传染病中主要是平时发病率就比较高的腹泻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腹泻病中尤以痢疾为最。

    由于水、旱、地震等灾害的影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灾民生活水平下降，人群机体抵抗力降低，以及生态平衡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痢疾的流行过程和传播途径，使发病呈上升趋势。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发生大水灾后8～12月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7％，痢疾发病率上升9．7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7月28日到8月23日调查了11个居委会和生产队的居民，痢疾发病率高达4．26～18．6％。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由于救援及时，措施得力，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大部分灾区不仅没有发生大的流行，而且与1990年同期相比，甲乙类传染病（痢疾属法定报告的甲类传染病之一）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都下降了。

    三、自然灾害后影响痢疾流行的因素

    （一）水源污染自然灾害后供水、排水系统、城市卫生设施。皆受到严重破坏，供水中断。由于暴雨成灾，淹没地面，使粪便、垃圾等污物冲流至河道等水源，致使水源受到污染，导致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水型暴发流行。

    据记载1976年湖北白芒营公社暴雨成灾，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粪便污物污染河流，造成痢疾的流行，有两个大队的发病率高达34．85％和35．44％。又如，1990年山东省东营市在一次暴雨之后，因饮用水源被污染，暴发一起以痢疾为主的大范围腹泻病流行。在被调查的5个县内10个村庄中，在两周内户罹患率为53．45％，患病率15．01％。1991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时，重点灾区江苏省苏州和盐城，安徽省阜南县、肥西县对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水的混浊度，细菌总数，大肠菌数都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水被污染得如此严重，造成痢疾的水型暴发流行。如1991年安徽铜陵县在特大洪涝灾害后，该县宋村乡永冲村的灾民，因饮用污染的并水而引起痢疾的暴发流行，全村186人中有52人患病。以上事实说明，灾害后，尤其是水灾，痢疾流行的主要形式为水型暴发流行，

    （二）食传型痢疾流行灾后食品生产、加工、保存、运输、等皆因受到当时条件限制，无法保证食品质量，甚至往往因污染而变质，灾民食用后引起食物中毒及腹泻病等流行。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地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收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人比往年同期增加1一8倍，其中痢疾发病人数占首位。

    研究证明，痢疾杆菌可在食物中大量繁殖、保存下来，因而在一段时期内供应这种被污染食品，可引起小型暴发或出现散在病例。

    （三）苍蝇成为痢疾传播的重要因素

    1．居住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后，房屋倒塌，灾民被迫离家出走，迁居外地，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在外地形成许多临时居民点，房舍简陋，居住密集，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差，粪便垃圾污染严重，蚊蝇孳生，成为发生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2．灾后有机物质腐败污染环境自然灾害使大量灾民伤亡，特别是地震发生后，伤亡的灾民会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造成尸横遍野，或掩埋时也报马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食物等有机物质不能及时清理出来，就会很快腐烂而成为大量苍蝇掌生地。据记载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冷库被埋于地下时有上万吨鱼、肉、蛋等迅速腐败，短期内孳生出大量苍蝇，其密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如在一个顶篷上，苍蝇的数量可多达1154只之多，成为传播痢疾流行的重要因素。

    （四）季节性流行的变化痢疾在我国终年均可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相差较大，痢疾流行高峰也有差别。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流行季节高峰的可提前或拖后。安徽省1991年对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安徽省腹泻病历年的高峰期均在7～9月；在1991年6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高峰期提前为6月份，在腹泻病中痢疾为首位高发病种（表8-l）。

表8-1 1991年安徽省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各月腹泻发病率*

    * 引自：张亚民主编（1992）：《洪涝灾害预防医学》，56页，安徽科技出版社

    四、防治措施

    痢疾在灾区流行，临床上的表现与通常情况相似，并易与肠炎、消化不良等肠道病相混淆，在灾区难以区别诊断并采取相应措施，在防治工作中，要加以重视。

    （一）灾害发生前，首先要有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拟订防治痢疾流行的预案，组织技术力量加强对痢疾疫情的监测和预报，并贮备足够的物质和抗菌药物，以应付灾害突袭时所用。

    （二）灾害发生后，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采取救援行动，派驻医疗和防疫人员，健全疫情报告网络，及时报告疫情，掌握疫情动态，以识别痢疾流行趋势。

    1．针对传染源方面：

    （1）由于痢疾杆菌在外界抵抗力强，它不仅存活时间久，还可以在食物中繁殖增长，这对灾区大范围的防治工作上带来一定困难，但若及时进行消毒，灭蝇等处理，对现患痢疾病人尽量隔离治疗，仍然可以控制传染源扩展。

    （2）因痢疾杆菌型别不同，出现病情有差异，要注意对症下药；又因痢疾菌对多种抗菌药物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时加以重视。

    2．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痢疾流行的蔓延。搞好环境卫生，进行饮水消毒，保证食品卫生供应，灭蝇等措施，痢疾患者粪便排菌大，在灾区尤多是急性病人，因而对于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抓紧及时，发现尸体必须深埋以防后患。

    3．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灾民对痢疾的预防知识，搞好个人卫生和防病能力。

    （三）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防治痢疾的工作仍不能松懈，要经常作好预测预报工作，加强对痢疾的监测。对灾民和家畜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痢疾患者，特别是对急性期病人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同时对于急性病人转为慢性或带菌者而成为该病传染源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节 病毒性肝炎

    一、概述

    病毒性肝炎是世界性传染病，按病事的生物特性、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本病可分为五种。甲型肝炎病原体主要侵犯肝脏，发病季节多在秋未冬初，发病年龄多为儿童，预后良好。乙型肝炎也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长期以来与甲型肝炎难以区分，曾被称为血清型肝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人体试验证明为两种不同的病毒引起的肝炎，将粪--口途径传播的、潜伏期短的肝炎称为甲型肝炎；将输血传播的、潜伏期长的肝炎称为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又称为肠道外传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相当一部分为输血引起的。本病的病原体有两种以上的因子，一种是不耐氯仿的，另一种是耐氯仿。丁型肝炎由原来称为δ因子引起的肝炎， 1984年经意大利学者Rizzetto等建议，将δ因子引起的肝炎命名为丁型肝炎。戊型肝炎又称为肠道传播的非甲非乙型型肝炎或流行性非甲非乙型肝炎。1980年对印度流行的肝炎病例用排除诊断法，排除了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后而确定该病为戊型肝炎。

    二、自然灾害时期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情况

    近10年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肝炎的大流行：一次发生于上海的甲肝流行，另一次是在新疆南部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大流行。

    （一）甲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甲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该病历史悠久，流行于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法、苏、德军队中流行，以后发病稍见下降。50年代以后，欧、美、亚洲和一些国家发病率不断上升。

    我国不少地区不断发生甲肝的局部流行，当前仍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感染率和发病率都为各型肝炎之首。据报道，我国1l亿人中有7亿人感染过甲型肝炎。

    1983年和1988年在我国上海地区发生两次甲型肝炎大流行，对流行期间的传染源已查清，都是由于食用了被粪便污染的毛蚶引起的。由于当时毛蚶丰产，在上海地区大量推销，而当地群众又有喜食毛蚶的习惯，加工时温度未能达到消杀甲肝病毒的目的。另外据调查上海地区人群对甲型肝炎免疫力水平逐年降低，以致引起大量病例发生， 1988年的大流行中，罹患率高达4000/10万，患病人数34万之多。在病人中，儿童和青壮年较多。有很多为阴性感染。

    （二）戊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戊型肝炎也属世界性流行病之一，在过去10年中，全球有13个国家发生了30余次流行，波及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原苏联的亚洲部分、中国、北非、中非、约旦和墨西哥等地区，其中有许多次是由水源污染引起的暴发流行。

    实际上在我国每年全国各地都有该病的散在病例发生，只是在大多数地区因不做病原学方面的检查而误诊为甲肝而已。新疆、吉林、福建等地有过报道。特别是新疆在80年代就有过两次大的暴发流行，罹患率为2．65％（495/17261），病死率为0．22％（1／459）。发病年龄15～40岁组最高。94．8％的病例有黄疽。

    1986年9月至1988年4月，新疆南部地区暴发国内外罕见的戊型肝炎大流行。流行时间持续20个月之久，波及面较广，曾蔓延到和田、喀什及克孜勒三个地区23个县市。1986年和1987年从8月份开始出现过两个发病高峰。大流行期间累计发病人数为12．2万例，死亡717例，总罹患率为5．24～11．76％。其中14岁以下组罹患率为0．87％，40岁以上组为0．54％，说明发病多为青壮年。引起大流行的原因，皆因大雨成灾，肝炎病毒污染了水源，而当地居民又有喝生水习惯，因而造成暴发流行。

    （三）其他各型肝炎流行根据我国监测点报告的传染病发病数推算，1990年全国肝炎发病数约269万例，其中乙型肝炎占～29．1％，约78万例。在自然灾害期间，未能发现有此型肝炎流行，因该病多以散发为主。主要危害青壮年，在15～40岁年龄组中占总发病人数的60％左右。

    丙型肝炎在流行病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通过输血途径传播。由于输血是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引发大流行机会较少。在国外报道约90％的输血后肝炎和25％的散发型肝炎为丙型肝炎。

    我国目前对丁型肝炎的调查研究尚不够广泛和深入。各地均有此病存在，发病率不同，如对京、沪、豫及东北三省调查，肝炎病人中有20％左右为丁型肝炎患者。而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中为6％左右，但据重庆市的调查，在四川省汉族男性患者中有34.3％为丁型肝炎所感染。总之本病的感染低，而据现有资料仅在我国浙江省报道过5例的慢性病例为戊型肝炎患者。

    三、病毒性肝炎的预测

    （一）掌握灾情及时调查灾害发生的情况，如：灾害发生严重程度，持续时间长短，灾民集中点的饮水消毒和环境卫生等状况。如果灾害（特别是水灾时）严重、持续时间长，饮水及环境卫生条件差，就容易造成病毒性肝炎的传播和流行。

    （二）人群免疫力情况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甲型及戊型肝炎患者的抗体水平，可以较精确的预测肝炎流行的可能性及其最大的流行范围。例如该地区调查，用型肝炎抗体水平，在儿童中达到50～70％的阳性率，即使发生了流行也不过是中等流行或散发而不会有大流行发生。如果有戊型肝炎患者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人群中80％的人没有产生戊型肝炎抗体，一旦有病原传播，就会造成大流行。

    （三）及时报告疫情动态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应加强疫情报告工作，达到两日即能上报到省一级，特殊疫情随时报告。病情性肝炎的潜伏期比细菌性疾病长。可以参考痢疾、肠炎等肠道传染病的疫情报告情况。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大量肠炎等腹泻病人出现，也是病毒性肝炎流行的先兆。

    （四）饮水消毒措施的落实与肝炎传染源管理的情况等，也是预测肝炎是否流行的指征。

    如将上述几项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得出预测结果、其结果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1．有可能发生大流行或潜在的肝炎大流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

    2．不可能发生流行，因当地人群免疫水平高，如人群体内对甲型肝炎都有免疫力。

    3．虽有大流行的可能性，但因经常强调控制流行的各种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致使肝炎不可能发生流行。

    四、防治措施

    防止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领导，深入宣传教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甲型肝炎的防治要抓住粪--口传播及易感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两大特点。控制乙型肝炎的传播与其它传染病一样，主要从流行的三个环节着手、即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丙型肝炎的治疗和预防与乙型肝炎基本相似。预防主要是加强对献血员的筛检。丁型肝炎病情一般较重，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在防泊上可采取预防乙型肝炎的方法。

    现从以下几方面分述（以甲型和戊型肝炎为主）：

    （一）流行前的准备工作

    1．制备出对甲型、戊型肝炎的诊断试剂，如IgM和IgG诊断试剂盒，以备早期、及时检测出肝炎病毒。

    2．贮备胎盘球蛋白，用以预防密切接触肝炎患者的人们，必要时注射甲型肝炎疫苗。

    （二）管理传染源首先对肝炎病人要分别进行登记、上报，设临时病床，就地隔离治疗，由发病日起至少隔离30天。对急性期患者的粪便应严格消毒，衣物等用具可用漂白粉处理或在阳光下爆晒。

    （三）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水源，加强饮食、饮用水、环境卫生管理，进行粪便无害化处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开展“病从口入”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以及不喝生水的良好卫生习惯。

    （四）易感人群的保护

    1．胎盘球蛋白对甲型肝炎接触者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主要适用于接触甲肝患者的易感儿童。注射剂量为0．02～0．05m1／kg体重。

    甲肝疫苗包括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也有很好的免疫效果。

    2．乙型肝炎疫苗主要用于阻断母婴传播和新生儿预防。其他高危人群经检测证明为易感者也应注射此疫苗。

    3．丙型肝炎的最终控制仍将取决于特异性疫苗预防，我国丙型肝炎病毒分子克隆的成功，为丙型肝炎疫苗的研制提供了可能性。据报道目前用免疫球蛋白（0．06m1／kg），可能有预防效果。

    4．预防丁型肝炎可注射乙型肝炎疫苗，这是保护易感人群最有效的方法。

    5．目前尚无戊型肝炎疫苗，丙种球蛋白预防戊型肝炎也无效，因此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该病还必须进行特异性疫苗的研究。

第四节 钩端螺旋体病

    一、概述

    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病。世界各大洲均有发生和流行。我国钩体病广泛分布和流行，从1934年发现钩端螺旋体（钩体）以来，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自1955年本病作为法定传染病报告以来，195B年四川省温江等县发生钩体病大流行，才引起全国各地广泛重视。从5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期，我国南北方有数一次规模较大的流行，全国共发病230多万例，死亡2万多例，对人民健康及工农业生产危害极大。

    全世界已从20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并能长期带菌。我国已从病人、家畜、家禽及野生动物等6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啮齿目鼠类是钩体许多菌型的主要储存宿主，其中三种鼠（黑线姬鼠、黄毛鼠、黄胸鼠）为主要传染源。家畜以猪和犬为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

    二、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

    各种带菌动物由尿、乳、唾液和精液向外排出钩体，其中以尿的排菌量大、排菌时间长而污染外环境。钩体在外环境水体或潮湿土壤中，可以较长期地存活，甚至可以繁殖。人可以直接或间接接触而感染钩体病，水田劳动、开垦荒塘、荒田、积肥、收集猪饲料（水浮莲等）都要接触水和潮湿土壤，这些场所常被鼠类和家畜尿所污染，因而人感染和患病的机会特别多。洪水泛滥时，家畜的尿排泄物、家畜饲养场的积水和泥土、鼠类栖息地及其排泄物等被洪水淹没和冲刷扩大了污染范围，灾区群众为抗洪排涝、抢救庄稼与洪水接触、有时还饮用污水或洪水侵入过的井水或河水，因而造成大流行。

    三、流行形式

    我国有三种的疫源地即自然疫源地，经济疫源地，混合疫源地，决定了各地钩体病的流行形式。主要三种流行形式，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

    （一）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各省区，其流行形式主要为洪水型和雨水型，以猪为主要传染源。个别地区出现雨水型，以犬、猪为主要传染源。

    （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主要流行形式为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也时有发生，以鼠和猪为主要传染源。

    （三）根据现有资料，陕西省只报告过稻田型钩体病的流行。在北方干旱少雨地区如青海、宁夏，猪带菌，但很少发生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

    四、洪水型及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实例

    我国自然灾害以水灾发生次数最多。根据我国钩体病流行40年资料记载，在有自然灾害发生，洪水泛滥，或是低洼平原地区大雨后地面积水增加造成内涝，引起钩体病流行，病人少则几百人多则数万人。现就我国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在洪涝灾害期间引起的钩体病暴发流行分述如下。

    （一）以鼠为传染源全世界已发现数一种鼠为钩端螺旋体的储存宿主，我国有20多种鼠带菌。鼠类特别是野鼠的带菌率一般都较高，带菌时间长，不断从尿排菌，有的可长达3年。

    洪水促使鼠群迁徙，可引起洪水型钩体病的暴发流行，如黄胸鼠、黑线姬鼠迁徙引起暴发流行早有报告。

    洞庭湖70～90年代曾三次发生大洪水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东洞庭湖南部的武岗洲芦苇茂密有东方田鼠栖息、繁殖。1979年和1980年6月间湖水上涨，大批东方田鼠泅渡到相邻的岳阳县和沉江县的堤岸往烷内迁徙，有的堤段鼠多如蚁，遍地皆是，有的垸内鼠密度高达41．8％，其中东方田鼠占88．2～93．9％，黑线姬鼠占3～11．4％。7月中旬～8月下旬陆续发生3600多病例，有的乡发病率为1070l10万，从病人早期血和东方田鼠肾分离出钩体，全为七日热群钩体，与病人恢复期血清抗体也相符。1991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洞庭湖区岳阳县广兴洲区连降暴雨，降雨量为669．5毫米，洞庭湖水猛涨，湖满沟溢，受淹面积为4100多亩。该区此前从未发生过钧体病流行，但从是年7月19日首例报告到8月底，发病1607人，发病率为1945．06/10万，死亡10人。鼠种仍以东方田鼠和黑线姬鼠为主。

    （二）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猪的感染率高，排菌量大，猪圈内潮湿、积水和泥泞，钩体污染严重，一旦猪圈的污染水被雨水和洪水冲刷，即扩大污染范围，造成钩体病流行。

    60～70年代在北方的一些省份猪群以放养为主，促使猪间的相互传播，猪的感染很普遍，携带钩体菌群达14群之多，以波摩那群为主，犬群次之，个别地区以犬群为主，波摩那群次之，亦有单一菌群的流行地区。

    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邯郸、邢台等地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由于抗洪抢险，人接触疫水发生洪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病例多达14万多人，平均发病率高达3188．69/10万，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病例报告或局部流行。调查证实，河北省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传染源分布广泛，一旦构成传播条件，就有钩体病发生流行的可能性。

    1965年7月，吉林省东辽河、伊通河、钦马河上游，下了一场数十年从未见过的大暴雨（降雨量为216．0毫米），下游河水泛滥成灾，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数千人发病。

    安徽省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未每年都有病例发生，多数呈散发，但在1971～1973年，局部地区亦呈暴发流行，主要分布在准河流域和江淮丘陵地区，前者以洪水型为主，后者以雨水型为主。三年中发生三次较大的流行，最高发病率（以具为单位）达267．10/10万，主要由于暴雨之后内涝成灾，淮河水位上涨外溢成洪，引起疫水扩散，当地群众参加抗洪抢险，抢收庄稼，接触疫水后发生流行。一般水灾之后，3～4天出现病人，8～14天达高峰，20～30天流行终止。

    70年代河南、辽宁、山东和广东等省也因洪水发生了钩体病大流行。

    1971年6月安徽省江淮之间雨季持续25天之久，总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低洼地普遍积水，疫水扩散，因接触疫水的人群增加而发生了以猪为主要传染源雨水型钩体病的特大流行，多为点状散在发生，局部地区亦有暴发流行，但仅限于地势低洼雨后积水的地方，疫情持续达2～3个月。

    （三）以犬为传染源犬的活动范围大，并随处便溺，污染土壤和水源，易引起雨后流行。犬可携带11个血清群钩体，但以犬群为主。国内多次发现以犬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暴发流行。

    70年代江西。广西山区和半山区等也有过雨水型钩体病暴发，犬的带菌率高，局部暴发点可高达45％。

    1991年贵州部分地区大雨成灾，由于地形特殊造成“插花式，水淹。贵阳市郊偏坡乡布依族山寨在大雨后，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到山下农田排水而发病。当地几乎家家户户养犬，经作犬肾培养，在5条犬中，从3条犬的肾脏分离出钩体，病人血清学检查也证实为一次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

    五、影响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与其它传染病一样，取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洪水型和雨水型钩体病流行也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状况与发病的关系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率的高低与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直接关系。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份猪是主要传染源。 70年代山东、河南和安徽省的猪以放养为主，带菌猪之间可以相互传染，当带菌动物增加到一定数量时，遇到雨水冲刷而使疫源地扩散，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需要接触疫水而感染本病。

    （二）温度、降雨量与发病的关系每年6～8月气温7般在28～30℃之间，降雨量与钩体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降雨集中、雨量大特别是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区的洪水型或雨水型都会发生流行或暴发流行；但在1991年，安徽水情严重来势猛，水深达2米左右，因气温偏低（23～24℃），未发生钩体病暴发流行。雨量过少，土壤干旱时则仅有少数散在病例。

    （三）养猪方式与发病的关系安徽省卫生防疫站报道，猪是淮河流域与江淮丘陵地区的主要传染源，养猪方式不同直接影响猪的带菌率高低，放养猪的地方带菌率高，发病率为64．8／10万（82l1266）；圈养猪的地方人的发病率为3．4/10万（15/4376），放养生产队比圈养生产队发病率高19倍（P＜0．01）。山东日照县55个村通过多年实行圈养彻底清除圈肥等措施、控制了本病的流行。福建省也证实圈养猪可以降低猪带菌率和人的发病率。

    六、防治对策

    自然灾害预防医学的主要任务是达到“灾后无大疫”，把传染病的流行控制到最低限度。洪涝灾害发生后钩体病的流行与灾情发生的季节，大小，传染源的情况，人群免疫水平以及抗灾防病的干预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一）加强疫情监测洪涝灾害发生后，加强疫情监测，建立信息反馈网络。在重点灾区或历史上钩体病多发地区，设立疫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疫情动态及时反馈信息。对疑似患者应用快速诊断方法进行确诊，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二）消灭和控制传染源灭鼠是改造疫源地的根本性措施，但由于鼠类分布广泛，不易全面消灭。根据鼠的生态学，结合钩体病的流行规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方法（器械法、毒饵法、熏蒸法、生物法、生态法）进行灭鼠，将鼠密度降低到5％以下。对洪涝灾害地区的家畜进行管理，猪进行圈养，猪粪尿肥料进行堆放和发酵，猪圈换填新上，石灰乳消毒猪圈。教育群众不要养狗，并要消灭带菌狗。

    （三）个人预防洪涝灾害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进行钩体病防治宣传教育，增强自我防病能力，自觉减少接触疫水的机会。

    在已发生钩体病病例的洪涝灾害地区，对参加抗洪救灾的重点人群，下田劳动的青壮年进行钩体菌苗的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

    对参加抗洪救灾的主要劳动力及时进行药物预防，以防发病或发病时减轻症状。曾有一起某校师生参加秋收川稻，短时间发生数十例病人并有4例死亡，经青霉素注射后疫情迅速控制。但需注意青霉素的过敏反应。

    1991年我国发生特大洪灾，在湖南、安徽省钩体病流行地区，对青壮年劳动人群口服强力霉素200毫克／天，连服3天或2天，使疫值得到控制。

    （四）及时应用抗生素治疗钩体病人，降低病死率。

    （五）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疫源地在经常有洪水、内涝成灾的流行地区，修筑防洪堤提高蓄洪能力是防止洪水型钩体病发生的根本性措施。低洼地带雨后常发生内涝，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开沟排涝，以减少人们接触疫水的机会。

第五节 流行性出血热

    一、概况

    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典型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

    该病属于鼠传人类自然疫源性急性病毒性传染病。本病疫源地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在我国的分布更为广泛，疫情相当严重，是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本病的发生、流行和消除均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在通常情况下，该病的分布区与传染源鼠类的分布区相一致。由于传染源具有空间、时间和数量分布的不均衡性、相对稳定性和变动性等特点，人间疫情分布区的流行强度亦颇不一致。因此，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发生改变时，往往导致传染源分布区和数量的变化，并常常发生流行特征和流行强度的改变，其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受水灾（洪水、内涝）、旱灾（河流干涸、土地干裂、农作物欠收）等的影响。

    二、主要灾害

    （一）洪涝灾害洪涝灾害对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强度和流行特征的影响，国外报道甚少，国内有过一些记载。

    1．雨量及水位对发病的影响根据吴系科等在1961年8月至1964年4月三个流行年度的观察结果，可以看出当地雨量多少，淮河水位高低与安徽省颖上县的垂岗区发病例数多少恰成相反关系，即雨量小和水位低的年份，发病数升高；雨量大和水位高的年份则发病数降低（表8-2）。可以认为雨量少及水位低的年份，湖洼地外露面积增大，秋季作物播种面积及实收面积扩大，当地农民在湖洼地劳动的人数增多，劳动时间加长，从而导致接触机会增加，受感染的机会也多。

表8-2 垂岗区1961一1963年雨量及水位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关系